《围城》，长篇小说，钱锺书著。
钱锺书是现代著名学者、文学家、语言学家。从1930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开始发表诗文，主要著作有：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、短篇小说集《人·兽·鬼》、长篇小说《围城》、诗学专著《谈艺录》、古代文学选本《宋诗选注》、论文集《旧文四篇》（后扩充为《七缀集》）、旧体诗集《槐聚诗存》、文史哲研究专著《管锥编》等。其中《管锥编》是钱锺书的学术代表作，也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人文学术界对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；《围城》则代表了钱锺书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。
《围城》写作于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，先在《文艺复兴》杂志上连载，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。解放后，钱锺书一直拒绝重印《围城》，国内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也从不提及钱锺书及其文学创作。但国外汉学界却极力推崇《围城》，称之为“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，可能亦是最伟大一部”。1980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钱锺书“有节制的修改”的新版《围城》，以后多次重印，拥有大量的读者。特别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播出后，更是风靡一时。在互联网上，钱锺书是点击率最高的中国作家之一，仅次于鲁迅和金庸；而以单篇作品而论，《围城》说不定是点击率最高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。《围城》还被翻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等多种主要语种在国外出版。
《围城》是钱钟书的代表作，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长篇之一。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动乱年代，它展示的不是战火硝烟的世界，而是旧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。
《围城》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。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，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。
《围城》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，“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，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，笼内的鸟想飞出来；所以结而离，离而结，没有了局。”又说像“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égée,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”
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“围城”困境，显然不是钱锺书的本意。“围城”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。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，并评论道：
我近来对人生万事，都有这个感想。
这就是点题之笔。钱锺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，使得“围城”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，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。
《围城》从“围城”这个比喻开始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“围城”困境：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，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，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，欢乐与痛苦，执著与动摇——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。“围城”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，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，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，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，一如钱锺书本人的一生。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、终极目的的虚妄，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，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，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，不再堕入虚无。
但钱锺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，他还要下一转语，不时地消除“围城”的象征。
钱锺书的夫人杨绛曾经说，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，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，以至分手，才真正符合“围城”的字面原义；钱锺书在《谈艺录》中批评王国维对《红楼梦》的误读时，也说过类似的话。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；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，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，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——那种生活在钱锺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，她却安之若素；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，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，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，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。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，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；结婚后，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，但他是个被动的人，不敢行动，也不会行动。从表面上看，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“围城”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，但实际上，方鸿渐之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，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，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。高松年、李梅亭、汪处厚，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