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的论辩术对我们的辩论有什么借鉴意义

一、孟子的论辩术对我们的辩论有什么借鉴意义

孔孟之道中，孟子：法家学说的代袁法家讲的是法理人情有理有据所以在辩论中彼有用

二、孟子的智慧辩论的目的和意义

文章开篇提出论点,指出“人和”是克敌制胜的首要条件,由此逐层展开,用概括性的战例加以证明,分别就天时与地利、地利与人和作比较,指出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因素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同；然后由战争中的“人和”推出治国安邦的道理,得出“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”的结论, 阐明了“人和”结果是“多助”“天下顺之”；最后把“多助” 与“寡助”进行对比,自然导出“得道者多助,失道者寡助”的结论。

三、孟子常用的辩论技巧

《许行》一章孟子与信奉农家学说的陈相关于社会分工问题曾有过一番辩论。

四、孟子的辩论术

卫鞅赢了

《大秦帝国》中孟子、卫鞅的辩论

孟子卫鞅辩论场景还原

孟子：如此法家，乱世之学也！

卫鞅：大谬！孟夫子如此断言，大谬！

孟子：立论当有理有据，足下无端指斥，何其浅薄哉！

卫鞅：夫子大谬，凭据有三。天下学派皆有分支，夫子断章取义，以术治派为法家全貌，此其一；法家三派，其根同一，皆以认同法治为根本，而在推行中各有侧重。夫子无视法家根本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，此其二；法家术治派，是在行法根基之上着重整肃吏治，强化查勘官吏，与搬弄权谋有天壤之别。夫子有意抹煞根 本，其论断之轻率无以复加，此其三。

孟子：法治成家成派，老夫未尝闻也。苛政猛于虎而已，何足论之！

卫鞅：夫子论学先定罪，不足道也。卫鞅唯告夫子，天下治道不在空谈，而在力行。法治也好，人治也好，谁能融入大争潮流而强国富民，谁便是正道！否则便是空谈大道贻误天下，必将为大争之世所遗弃。

孟子：人性本善自有法、墨、兵三家而沦丧。不亦悲乎！

卫鞅：夫子立论无据，人性本恶！

孟子：老夫愿闻足下性恶之说，以为世人鉴戒。

卫鞅：恶，人之本性。因人性有恶，才有法度。天下人生而好利，才有财货土地之争夺。生而贪欲，才有盗贼暴力与杀戮。生而有奢望，才有声色犬马。人性之恶必以律法而后正。 以法治防范恶意，以法治疏导人性，人性才能向善有序。孟夫子空言性本善，将治世之功归于人性之善，将乱世罪孽归于法墨兵三家，无非是 要重申仁政、人治与复古之论，回到夏商周三代！此乃纵容恶行，蒙蔽幼稚，真正的大伪之言！

五、孟子的智慧辩论的目的是

《孟子》是儒家经典代表作之一，由孟子和他的弟子们记录并整理完成的，大约成书于战国中期。

《孟子》书中体现了孟子的政治观点和治国思想。孟子主张“性善论”，他还主张“德治”，并提出了“仁政”的学说。书中的文章说理畅达，气势充沛，逻辑严密并长于辩论，自南宋以来，一直作为科考的内容。

六、孟子在辩论上的三个特点

《孟子》七篇基本上是语录体，以问答对话的方式进行说理。

它写作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气势充沛，一部《孟子》，几乎都是气势充沛的辩论文章，其辩论气势如长江大河，浑浩流转，滔滔不绝。《孟子》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运用浅近平易、准确生动的比喻。据统计，《孟子》全书二百六十一章中，有九十三章共使用了一百五十九种比喻，说明它使用比喻很普遍。

七、孟子最擅长的独特的辩论技巧

1、巧设譬喻，迂回曲折。谈问题先把主旨藏起来，从侧面、反面、外围入手，逐渐引向本题。如本意要讲实行仁政，却先以战役喻，从反面入手，使梁惠王不知不觉中跟着他走。这样，文章如曲径探幽，引人入胜；

文势则波澜起伏，毫无板滞。

2、逻辑谨严，层层深入。表面看来，文章铺张扬厉，散漫无纪，实则逻辑清晰，段落分明，层次井然。如先提出问题，再分析原因，后述措施，王道之始，王道之实，实行仁政，均是层层深入、环环相扣。

3、词丰笔活，理足气盛。善用贴切的比喻、有力的铺排，考究用词，讲求句式。奇句与偶句，单式句与排比句，交错使用，笔势灵活，理直气壮，谈锋犀利，咄咄逼人。文章极富雄辩的气势。

八、孟子的智慧辩论的目的观后感

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”

这句话所说的背景是这样的：孟子去拜见梁惠王时,梁惠王刚刚打了败仗,被迫迁都,儿子也被迫做了人质。所以,想要马上使国家强大起来,并且要复仇。他急于得到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的人才,所以,见到孟子之后,直截了当地问：“老先生!您不远千里来到我的国家,一定能有办法使我的国家得到实利吧?”

孟子看到梁惠王没有看到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，而是以急功近利为目的，所以很庄重地对梁惠王说：“您为何必只图目前的利益？其实仁义才是永恒的大利”。本句出自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，原文如下：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王！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：‘何以利吾国？’大夫曰：‘何以利吾家？’士庶人曰：‘何以利吾身？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“富贵险中求，道义放两旁。”

几千年来，人们对于以上的说法更乐意接受，不仅会嘲笑孔子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的迂腐，与孔子一脉相承的孟子，在梁惠王急切需要利益的时候，却大谈什么仁义，也是很不识时务。

“义”与“利”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，有的人“唯利是图”，“见利忘义”；有的人坚守“义字当先”，乃至“舍生取义”。

尤其在当今社会，人们都在竭尽全力追求物质外在的东西，而有这样一群人在向内追求心灵的圆满，成为社会的一股清流。当然是有人肯定、点赞，也有人不太看好，认为故作清高。

在2020年5月14日，我在公众号上写了《依道而行，打造战斗团队》的感悟，引起了群内关于“义”与“利”的交流分享：

周先生：“中国传统文化在时间上先于资本主义商业文明，两者讨论的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，两者的理论内核并不兼容。硬要放在一起，不会有新的意义。

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只有在扬弃二者的基础上才能‘创造性转化，创新性发展’”。

周先生：“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人们自我修为，舍身取义。但是，‘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，把人们心中最激烈、最卑鄙、最恶劣的感情，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。’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。”

沈先生：“中国古人有智慧，中庸之道就可以解决不可调和的两者。但中庸之道绝不是老好人、和稀泥。”

沈先生：“在东、西方世界里，这样的问题，都给出了答案：西方就是《圣经》里的马太效应；东方在《道德经》里是：‘既以为人，已愈有；既以与人，已愈多’”。

喻先生：“ 在中国文化里，‘利者，义之和也’，现在也有人表述为‘义者，利之和也’，中国文化试图将义、利统一起来，这种观点如何推演到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去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，是值得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入探索的问题”

阳明先生说：“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，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”。

文天祥说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”

有人会把“义”、“利”对立起来，好像是非此即彼，非黑即白。其实关于此类问题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给出了答案：

老子《道德经》第38章：“故失道而后德；失德而后仁；失仁而后义；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。忠信之薄，而乱之首。”

意思是：失去了“道”而后才有“德”；失去了“德”而后才有“仁”；失去了“仁”而后才有“义”；失去了“义”而后才有“礼”。礼仪、制度，是缺乏忠信与诚实的产物，而且是祸乱的开端。

“道”是根，“礼”【利】是叶，只有根深才能叶茂。在老子看来“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”的先后顺序不能颠倒、舍本求末。而且对现代企业经营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比方一项事业创业之初，都是兢兢业业地为他人服务，因为自己一无所有，只有为他人创造价值才能立足，所以在此时表现出来的是一份忘我，全力以赴地帮助别人，这是暗合“道”妙的第一个层面；

第二个“德”的层面，事业就有大小厚薄的区分，客户的利润有的高，有的低，对老客户因为贡献少，就会有所冷落、怠慢；

第三个“仁”的层面，公司形成一定规模以后，与同行间竞争越来越激烈，所以重点从关注客户到竞争对手，为了竞争而竞争，忘记了客户的利益，公司的格局境界逐渐降低；

第四个“义”的层面，竞争指向内部，发现股东、高管之间发生产生矛盾，出现“拉帮结派”、“兄弟分家”的情况，就到了“义”的层面；

第五个层面，到了“礼”的层面，礼就是礼貌、制度、规范，面对利益的冲突，就建立各项制度规范，但人们已经忘记初心，遇到风雨，事业就会分崩离析。

老子从“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”五个层面解读一项事业的“周期律”，很多事业就很难跳出这个“周期律”。一个企业从最初地兢兢业业到最后地分崩离析，其根本原因是小我，"小我"与"小我"碰撞时就很难超越，“放于利而行，多怨！”

只有去除"小我"，成就"大我"，才能打破"周期律"，螺旋攀升。

“义”与“利”并不是绝对对立的，孔夫子提倡“有教无类”、“因材施教”，所以我们在学习中华文化时，千万不要死搬教条，被文字表面的意思束缚了。我们如何面对利益呢？谨记孔夫子的另外一句教诲—— 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！”

依道而行，才能天长地久！

九、孟子的智慧辩论的目的是什么

孟子的辩论方式，堪称中国的“语言艺术”，十分耐人寻味。

指点江山

读起东周时期的百家著作，笔者时常折服于思想家们的辩论方式。这些哲学家的言谈往往会带有强烈的目的性，巧妙地以各种语言陷阱因势利导，达到宣扬思想的目的。这种辩论方式，堪称语言艺术，十分耐人寻味。

《孟子·梁惠王章句》里记载了一段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对话。作为客人的孟子，夸奖齐王喜好音乐，认为这对于齐国而言是一件幸事。齐王认为孟子谬赞了自己，于是，连忙解释说自己喜欢的是“世俗之乐”，绝非“先王之乐”。